寶藏巖共生聚落Treasurehill Artivists C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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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巖聚落簡介(完整版)

寶藏巖聚落的發展始於光復之初,聚落擴張與自力營造行為在民國60、70年代為最為蓬勃劇烈的時期。近年來,因為都市化以及歷年公共工程闢建下,使得台北市過去具有深厚歷史與特色的建築、街屋與場所快速消失。其中,位於中正區的寶藏巖聚落(中正297號公園預定地),為台北市尚存規模較為龐大且地景風貌獨特的非正式營造的聚落地景。

寶藏巖地區的發展是依循著「先有寺廟、再有聚落」的模式。早溯至清朝,寶藏巖寺便因享水路要衝之利而漸成為台北南區的信仰中心,其香火奉祭使得觀音山南麓因隨廟修行、參拜攬勝而人跡漸至,是引發寶藏巖聚落發展的歷史開端。寶藏巖寺對於寶藏巖聚落的重要性,可由台北市戶政系統的門牌編碼一窺究竟。

民國38年之後,整備軍武與嚴格管制成為主導台北市發展的社會背景。為了便利交通運輸及軍事防禦,當時對羅斯福路、中華路、敦化南北路等兩側的違建聚落進行大規模拆除。當時,民間反彈之劇 引發了強大的政治及政策力量,而產生了以整建住宅、國宅等公有住宅興建之「先建後拆」之模式。然則,此時的寶藏巖聚落規模正快速擴張。雖然當時寶藏巖地區軍事單位密佈、控管嚴格,甚至一般平民亦無法進入,但當時龐大的住宅需求仍形成居民在相互扶持下的營造行為,此脈絡下的社經背景形塑了現今寶藏巖聚落內隨處可見極富公共性之空間模式。

民國69年後,隨都市化而湧入台北的城鄉移民成為寶藏巖聚落新的使用者與營造者,在此時寶藏巖聚落被劃入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居民聯名陳情、建議變更、以至民國80年初的拆遷安置爭議、以及現今關於保存、安置之政策研究及決策,均始於此。

寶藏巖聚落的發展是台北市城市歷史的重要篇章,藉由重溯與保存寶藏巖的歷史與聚落空間,台北市的城市歷史及共同記憶得以被更完整且精確的閱讀與建構。

<b>1、聚落發展歷史</b>
(1)清代—水路匯集之處‧香火鼎盛之寺
回溯至清代之時,公館地區隸屬淡水廳大加蚋堡,許多移民來此拓墾,形成許多散村聚落。又因其位於水路輻奏之處,佔盡地利之便,市街逐漸形成發展。隨著內河航運的發達,新店溪成為經濟運輸的動脈,上游的茶、米、木材和樟腦等經濟作物,沿著河運輸送至下游的交換中心。而觀音山所形成的天然邊界,使得公館成為台北盆地南區邊陲的自衛據點。

寶藏巖寺建於清乾隆年間,於觀音山麓興築,供民眾祭拜及防禦之用。同時在觀音山上設有鼓亭,派人瞭望以隨時示警。寶藏巖寺因享水路要衝之利,逐漸成為台北南部、中永和地區的信仰中心,當時的廟產涵蓋今水源地、三軍總醫院一帶,可見其香火之盛。香火奉祀使得觀音山南麓因隨廟修行、參拜攬勝的人跡漸至,是為寶藏巖聚落發展的歷史開端。

(2)日據時代與光復初期—城市供水之源‧營生定居之所
及至日據時期,新店溪因為經濟運輸功能日減而水質良好,日人因此勘定其為自來水汲取的水源之一,觀音山北麓則成為水源和供水設施要地。緣於觀音山作為都市水源地的重要性與隱密性,包括現今自來水園區、觀音山、寶藏巖聚落以及汀州路230巷等地區,均被劃入保護區範圍之內。

殖民時期都市的水源地在日人的經營之下成為軍事的戍堡,觀音山南麓上植滿杉木,廣設崗哨和碉堡。大戰期間,日人並在南麓的山丘上興建儲藏彈藥的地下碉堡與軍事倉庫,直至今日,這些防衛性的軍事遺跡,仍藏身在自來水園區山頂上餔荒煙蔓草,以及錯落在寶藏巖中。而觀音山南麓山腳下作為儲蓄物資的平房倉庫,在日人撤退後則被鄰近平民接收,轉化為聚落中最早的住家房舍。當時日人撤退所遺留的四間軍事倉庫,則成為現今位於8鄰寶藏巖寺旁三家住戶房舍的前身。

而當時,古亭區的產業以產砂聞名,螢橋堤防在外往日被稱為「砂石埔」,供應台北城內所需之砂石,新店溪畔「剷砂石」的粗活是居民當時重要的生計。寶藏巖聚落內最早的住戶,即是以在新店溪畔扒石子、撐渡船作為最早期營生之計。昔日河畔之砂石工寮,則為今日聚落中7鄰水泥樓房的前身。早在光復初期,便已有六戶居民在聚落內定居,今日仍居於聚落之內。除了新店溪畔的砂石業之外,不少居民亦曾於觀音山北麓的自來水廠,以及位於今日舟山路的農林試驗所,擔任工友、辦事員以及書記人員等職務。

(3)光復後至民國50年代—戰備禁建之區‧親造棲身之舍

1949年台北市成為國民政府暫時首都,同時間台北市湧入大量政治難民,原來30萬人口的台北市,在民國40年代瞬間膨脹為60萬,癱瘓了台北市既有基礎設施與都市規劃秩序。當時台北作為臨時性戰備首都的定位,使得絕大多數的資源都集中於軍事用途。急速的人口擴張下,住宅短缺與大批違建是最明顯的衝擊,當時的台北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違建區內,違建是普遍的都市地景與生活經驗。而當時,公館地區除了因觀音山作為水源地而必須派兵戍守外,國民政府尚加重了其軍事的角色,因使公館地區成為戰後台北市南方的軍事要塞,光是寶藏巖所座落的觀音山附近,便集中了大量的軍事。寶藏巖地區成為軍事機密重地,唯一出入通道羅斯福路196巷(即現在的汀州路230巷)即設置管制平民進出的檢查哨。軍方接管之後,宣稱除軍隊駐紮前便已移入的六戶本省籍住家外,其餘地區一律禁建;軍方人員之外,平民百姓不得進出寶藏巖地區。聚落中的居民提及:「那個時代是講匪諜、搞情報的,什麼都管。」在日據時代依舊香火鼎盛的寶藏巖寺,在軍方箝制住進出之門戶後,香煙繚繞之景便不復見。往日具有自然防禦地形優勢的觀音山,在管制禁建令下同樣發揮了遮掩的效果。即便在軍方三令五申的禁建下,由觀音山南麓延伸到新店溪畔的土地上卻逐步形成屋舍密佈的聚落雛形。禁建管制防線的突破者正是被管制的軍人,這時期,新的房舍均由駐守在當地的軍人所營造,由於物資有限、材料簡陋,因此他們多以相互協助的方式,利用夜晚管制鬆散的空隙逐漸地起造簡陋的屋舍。

當時殷切的住宅需求,以及公部門對於民生基礎建設的無力,使得駐守在寶藏巖的軍方單位以及當時的拆除大隊,對於非法開墾與營造的行為,採取默許、放任甚至是配合的態度。因此,軍人的自力造屋行為與部隊的管制之間形成一種既曖昧卻又相互制衡的關係。在軍方一方面嚴禁、一方面又開後門的情況下,這批開墾的先鋒部隊,白天是軍人在營區戍守,晚上則成為營建工人,一磚一瓦地在這片本應淨空的水源保護土地上滿足了最基本的住屋需求。雖然當時處於戰備階段,思想與軍事管控嚴格,然而在寶藏巖這片軍事單位密佈的後山土地上,卻存在一條軍事管制的縫隙。縫隙中可以尋見一套違建營造的規則,一套在管制與放任中的平衡機制,被寶藏巖聚落中的居民們戲稱為「違建三部曲」。營造之前的整地工作都在林地開墾與種植果樹的名義下進行,只要還未搭蓋起建築物,這個住家自力造屋的序曲對於軍方與拆除大隊警方都能解釋得過去。之後的營造過程便是在拜託、協商;拆了又蓋、蓋了又拆;先茅屋、後板屋、再磚屋的過程中完成。在許多現住戶的記憶中,早期的住家總是處於一個動態的過程,隨時要準備應付拆除與修補。

(4)民國50至70年代—城鄉移民之居‧多元並置之地
到了民國50年代,由於「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帶動了大規模的城鄉移民潮。在民國51年到61年之間,台北市的人口已由97萬成長至190萬。到了民國60年代,為數更多的城鄉移民湧入台北市,低度的都市建設無法趕上快速的都市化腳步,民間的建設部門以及非正式部門適時提供了都市日常運作的各種需求。

值此時期,亦是寶藏巖聚落發展的頂峰,這段期間約有百來間的違建房舍被搭建。除了違建房舍的新建,原本以木材為主要的建材、結構簡單的舊房舍,也經過數次翻修、擴大規模、強化結構,在民國70年代末,觀音山頭幾乎已完全為櫛比鱗次屋舍所據,它們甚有默契地錯落搭蓋,可以共同在山麓上迎接一隅的陽光,俯視悠悠流轉的溪水。福和橋的興建與國防部警衛營區的撤離,是寶藏巖聚落在民國60年代以後的快速成長的主因。福和橋的竣工,使得在清、日時期便享有水陸雙行之利的公館地區其都市公共服務功能日趨完備,逐漸轉化為新店-台北、中永和-台北的交通樞紐、以及台北都會區的交通轉運中心。與此都會化過程同步進行的,則是遷撤公館地區原本防禦城市邊緣的軍事設施與部隊。寶藏巖社區便在台北市快速都市化,而違建營造管制壓力又已然去除的民國60年代,急速的擴張至近兩百戶違建住宅的規模。

除了先前提及的老榮民以及城鄉移民之外,寶藏巖聚落亦供應北上求學的莘莘學子帶來的租屋需求,而老兵的社會現實也在國際經濟分工的脈絡下娶進了來自印尼、韓國、大陸等地的外籍新娘,分擔了家務生活的勞務工作與照顧功能。這倚山傍水的生態環境及長期自力營造、有機成長下的山城聚落,居民們跨越文化與族群藩籬的日常生活,在日趨同質與快速資本化的台北市中,顯得獨特而另人驚奇。

(5)民國80年代後—突破公園用地下的違建命運‧找尋聚落保存的出路
然而在七0年代台北城市經濟發展與都市規劃的歷史過程中,寶藏巖在1980年被分派了「公園」的現代都市「再生產」功能而面對集居的危機,違建社區自此成為此一聚落的歷史宿命,一方面,聚落失去了所有合法的都市功能供給,無論是公共設施或住家維生設施上,均僅能以非正式手段取得。但另一方面,透過軍隊同夥、親朋好友的互助合作,反而在物質條件欠缺的現實中透過自力營造經營出層次豐富、親切動人的山城聚落,無論是家屋生活環境或是公共生活、鄰里網絡的經營,均呈現出與台北城市社區生活截然不同的「村庄」意象,就此條件而言,寶藏巖記錄了台北城市發展過程與集體記憶,並做為都市生活中村庄鏡像的特殊性格,充分具備了地景保存的價值。

1997年起,面對台北市政府的公園闢建政策而逐漸造成聚落生存危機、與面對拆遷而引發社區意識的逐漸瓦解,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與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陸續透過教學課程、委託研究案的方式試圖推動「聚落保存政策」,並串連非政府組織在寶藏巖舉辦「弱勢社區博覽會」,此一民間輿論的力量暫時獲得市府政策的回應,在2001年政策決定以「藝文聚落展演園區」做為地景保存的藍圖,具體實踐聚落保存的目的。

保存政策推動的目標暫時獲得成效之際,2001年末至2002年發生的臨水區部分違建拆遷—緩拆遷抗爭運動過程,卻讓台灣大學規劃團隊發現,面對政策搖擺的國家機器,弱勢社區保存與拆遷、再利用與發展等公共議題,唯有在以社區為主體集體參與的社會實踐中,才能真正發揮力量,並進一步讓面對拆遷壓力而逐漸瓦解的社區意識重新凝聚,成效其草根公共性。在此培養弱勢社區公共參與的目標下,一群由台灣大學各科系同學、城鄉所、基金會等約二十餘人組成的「寶藏巖工作團隊」,半年來秉持著社區營造的精神,正嘗試著以民間伙伴的角色參與社區,短期目標是透過經常性的社區公共活動帶動居民參與公共事務,具體行動包括整理社區閒置空間成為社區客廳、社區圖書室;以參與式設計方式討論涼棚、公共廁所、露天電影院、雜貨店等公共空間規劃;發行寶藏巖社區週報、舉辦社區露天電影院、為居民書寫生命故事、追蹤臨水區搬遷居民等。

除了在社區內進行的社造行動外,工作團隊並同時展開政策推動與民間串連的作業,除了在政府部門內繼續發揮學術與輿論的影響力,推動聚落保存的制度化時程外,並企圖串連民間社團例如學生社團、社區學校、非政府組織等等,希望引入更多社區活化與照顧資源,為聚落保存培植潛力。

在無任何政策與資源協力下,推動聚落保存作業顯然是耗力、長期性的,面對拆遷後百廢待舉的廢墟景象,與逐漸走出家門參與活動的弱勢居民,所有參與的人都期待在漫長的互動與社會實踐過程中,能為弱勢社區的保存與活化尋找到新的出路。

<b>2.、都市計畫發展脈絡</b>
寶藏巖在民國60與70年代的蓬勃發展,在80年代因為中正297號公園預定地的拆遷公告而終止。根據水源里里辦公室的資料,寶藏巖聚落所在地,中正區7、8鄰設籍人口,在民國80年,共有226戶、485人,然至民國89年人數銳減為280人。其中重要的原因,即為公園闢建工程的時程壓力所造成的不確定性。民國90年12月19日臨水區拆遷38戶,民國92年現存住戶約有70戶。

(1)透過都市計畫程序,試圖正式化寶藏巖之自力營造地景
早期,對於違建聚落的思考與處理態度,首先來自對於都市非正式地景與老舊環境的整齊與美化,而非為了解決都市貧民住宅供給的匱乏與居住議題。民國69年,臺北市政府即從消除地區髒亂的角度出發,在第一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中將寶藏巖地區劃入公園用地,希望藉由公園的開闢一舉清除觀音山上的違建地景而置換為制度性的公園綠地。經歷兩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聚落周遭環境計畫定位多因時空變遷或多或少有所變更,但以開闢公園作為都市美化的思維與手段卻不曾被挑戰與顛破。

對於被劃入公園用地而面臨拆遷的命運,不只是在地居民屢次陳情,受限於台北市公有住宅資源稀少的結構性限制而導致的安置難度,亦使得公部門第一線的工作人員深刻地意識到,欲以都市計畫的手段解決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歷史成因與弱勢照顧,實是高度的挑戰與難題。出自於都市地景整理角度、而非住宅與福利部門的正式化力量,使得寶藏巖社區在被劃入公園用地的20年之後,其違建地景及住宅問題至今仍均無法解決。

(2)居民陳情與聚落擴張
寶藏巖聚落日漸發展擴大,聯名陳情修改都市計畫或安置計畫的壓力亦日巨,但相對應的住宅支出及福利照顧卻未同步進行。民國80年代開始,台北市從官派首長改由民選市長,公園開闢在城市綠化與公共利益的號召之下,成為顯而易見的治理政績。為此,末代官派首長黃大洲雖極欲將民國88年到期之公園闢建預算提早至民國82年動工,然而在社區結合市議員的選票壓力下承諾先安置、暫緩拆除。第一屆的民選市長陳水扁則是在14、15號公園所引發的社會運動壓力下,在寶藏巖聚落當場允諾「先建後拆」。直至今日,政策及政治支票的兌現壓力以及背後所隱藏著都市住宅與福利照顧的缺空,仍使得寶藏巖的未來命運懸而未決。

(3)跨局處拆遷安置小組的努力與保存構想
民國九十年七月年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委託台大城鄉所進行「中正二九七號公園」以聚落公園型態保留可行性研究,報告結論建議將寶藏巖可朝「聚落藝文展演園區」。在1999年3月臺北市政府成立跨局處的「寶藏巖(中正二九七公園)拆遷安置小組」,由白秀雄副市長主持,希望研擬可行的就地安置方案,並在2001年8月第八次專案會議中決議:「原中正二九七號公園改為「聚落/藝文展演園區」,社區弱勢住戶以「設定落日條款」的方式繼續留住」,確立寶藏巖聚落保存與引入藝文用途活化聚落的政策,其具體想法為:
1) 原中正二九七公園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儘速變更都市計畫劃設為保存區
2)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寶藏巖為歷史聚落
3) 移轉主管機關為文化局
4) 擬定落日條款,以「原地居住」增加現有安置資源,與現行既有安置方式,共同提供居民自由選擇。
5) 在保存區劃設、都市計畫變更、及留住作業完成後,由政府編列預算進行大地、戶外空間等環境整備工程。

(4)臨水區拆遷爭議
聚落保存政策凝聚共識之際,2001年底公園主管機關公園處卻執行臨水區38戶原住戶拆遷作業,城鄉所質疑公園處的作業程序未給予妥善安置及進行拆遷作業,呼籲暫緩工程回歸專案會議,雖然社區與台大城鄉所等專業者和社團以「提供拆遷戶原地留住機會」之訴求與行政部門協調,並在第九次專案會議中獲得防汛期前暫緩拆遷並研擬替代構想的決議,卻仍於2002年4月執行拆遷,此次的臨水拆遷作業大福地改變了聚落的地景也再度瓦解寶藏巖聚落實質環境與鄰里網絡。

(5)文化局的歷史聚落保存與活化構想:設置藝術村計劃
相對於公園行政部門拆遷聚落的立場,文化局在城市文化保存的政策上則傾向支持聚落活化保存的方案,並試圖藉由藝術村設置計畫引入藝術家工作坊、非營利性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市民團體進駐,將聚落老齡人口逐漸凋零下所騰出的閒置空間逐步轉化為能與低收入居民共存共生的文化與藝術展演地方。在民國九十年十二月由文化局召開古蹟審查委員會,已決議將寶藏巖聚落的範圍劃設為保存區。民國九十二年五月由文化局委託「寶藏巖歷史聚落設置藝術村計劃」,希望能透過此計畫達成保持且活化此歷史聚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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